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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著作_范文澜评价太平天国

tamoadmin 2024-09-13 人已围观

简介1.如何正确评价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远征?2.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的纲领性文件是3.罗尔纲的主要成就4.汪海洋对太平天国忠心,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形势危急时还自相残5.历史小论文的格式是什么一定要写历史书上的内容吗6.擎天柱康王汪海洋在太平天国后期,是怎么死在疆场上的?范文澜简介(公元1893-1969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他出身子世代读书的家庭。一八九八年至一九O

1.如何正确评价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远征?

2.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的纲领性文件是

3.罗尔纲的主要成就

4.汪海洋对太平天国忠心,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形势危急时还自相残

5.历史小论文的格式是什么一定要写历史书上的内容吗

6.擎天柱康王汪海洋在太平天国后期,是怎么死在疆场上的?

范文澜著作_范文澜评价太平天国

范文澜简介

(公元1893-1969年)

字仲潭,浙江绍兴人。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他出身子世代读书的家庭。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O六年,范文澜在私塾读书。中学毕业后,于一九一三年,进北京大学文预科。翌年,入文本科国学门。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

一九一七年范文澜大学毕业后,任蔡元培私人秘书。一九一八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等活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不久失掉联系。一九二七年,在北京会见。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五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三十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一九三O年九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而逮捕,经入营救获释。暑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十一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一九三三年暑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一九三四年暑后,又被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一九三五年,在中法大学任教。一九三六年,在河南大学任教。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六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一九三九年九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一九四0年一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一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三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一九四七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八年七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九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九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一九五O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一九五一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代表。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当选为第二届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六五年,当选为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九年,当选为中国***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七月二十九日逝世于北京。

范文澜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和《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他尤爱读《礼记》"大同之世"、陶潜《桃花源记》。还瞒着塾师和家长,偷阅中国古典。中学时代,课外喜读翻译中的《鲁宾逊漂流记》、《国粹学报》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学时代,从刘师培治经、陈汉章治史,黄侃学文。常读《新青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书刊。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一九二六年,出版了《群经概论》。一九三一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龙讲疏》改为《文心雕龙注》,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从范文澜早年三部学术著作看出,他文学、经学、史学都很精通。

此外,范文澜还于一九二九年编过一本"消遣苦闷的岁月"的资料书--《水经注写景文钞》。于一九三五年写过-本宣传爱国思想的通俗读物--《大丈夫》。以上这些书,还都是他接受以前的作品。

抗日战争以后,范文澜加入中国***,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政治上不断前进,学术上也迈入了的康庄大道。《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

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一九四一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一九四二年出版,下册只完成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一九四六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对该书的缺点,作了检查,主要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接着,他提出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等九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根据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远古到秦统一)于一九五三年出版,第二编(秦到南北朝)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第三编第一、二册(隋唐五代)于一九六五年出版,共约一百一十万字。第三编第三、四册:(辽宋金元)及第四编。(明到清战争以前)已准备修订,可惜没有来得及亲自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范文澜主张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四大段:(一)一八四O--一八年(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二)一八--一八九五年(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三)一八九五--一九O五年(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四)一九O五--一九一九年(辛亥革命、五)。第一大段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封建矛盾尤为发展。第二大段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帝矛盾较为突出。第三大段包括反帝一个主要矛盾。第四大段包括反封建一个主要矛盾。"研究中国近代史,以上述各个主要矛盾为基础,同时配合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发展情况,综观主要的次要的各种矛盾相互间的联系和影响,从而了解历史的全貌。"《中国近代史》虽未写完,但范文澜留下了他对这段历史的完整看法。

《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第一部运用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范文澜既懂得,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两书虽都有缺点,大醇小疵,功绩是首要的。

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对 此书进行修订。十年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

在范文澜逝世十周年的时候,近代史研究所同人选录他的文章十七篇,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批判、中国经学史、思想史的专题研究四组,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出版,以作纪念

范文澜主要著述简介

1、 中国通史简编(延安本,暂缺)

2、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4册)

范文澜著 人民出版社18年6月第5版 101,3万字

本书是第一部运用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通史著作。 1941年,该书第1版,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以后,作者对本书重新改写,分册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册,写到隋唐五代。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写。本书是作者史学研究的代表作。

本书在"中国通史"的著作史上,具有开创作用。其特点在于:第一,肯定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观点。第二,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夕肯定了中国各族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伟大传统。第三,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中国社会,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阶段。进而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说明它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处于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与旧史学是古非今的观点划清了界限。第四,重视生产斗争的描述,尤其重视古代的科学成就,证明中华民族有着久远的丰富的创造性的科学传统,借以提高民族自信心。第五,说明中国自秦汉起的长期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和文化进步,促使汉族形成为相当稳定的共同体。它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1950年以后完成的4册修订本,除保留了旧本的这些特点外少又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强调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应平等对待国内各民族。对曾建立过的少数民族,如资料较多,便立专节专章,使之与汉族王朝并立。在论述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时,力求摆脱的影响,公正论断。对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更予以充分肯定。第二,重视文化史的描述。各个朝代都有论述文化的章节,尤以文学方面的描述最为精彩。此外,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对天文、历算、医学、博物、水利、矿冶的成就,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三,尽量吸收考古发掘的新成果。旧本说周口店"北京猿人"是"黄河流域最早的居民",修订本则及时吸收"丁村人"、"山顶洞人"等新发现,说明由"北京猿人"到现代人进化的过程。修订本还专立"原始公社的遗迹"一节,.叙述了新石器时代的各重要遗址及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远祖作了概括的说明。第四,根据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帝王将相进行科学分析。既承认他们有压迫剥削人民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克服了旧本中的一些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王克奇)

3、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著 新华晋绥分店1947年第1版 29,7万字 彩色地图1幅 黑白插图6幅。

本书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时所写。该书所叙内容的时限跨度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战争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这61年间。

在1840年之前的中英贸易中,成为决定性的商品。随着英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输出量逐年增大。中国封建统治者阶级腐化堕落,无法阻止大量白银因输入而逐年扩大外流。最后必须一战,战败者是满清王朝。在统治阶级腐败堕落、投降外国侵略者、大量出卖民族权利的时候,中国产生了反英反满的人民武装。反英武装一部分是人民自发的组织,一部分与反英的地主官僚合作,受他们的领导。反满武装一般都是人民秘密的组织。反英武装发展为反帝运动,反满武装发展为反封建运动。战争后,外来资本主义的新式剥削,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使数千年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合成一体的社会机构开始在某些地区趋于瓦解,更严重的是促迫满清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增加对人民的剥削,致使战后10年间,中国社会骤然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动荡。新的人民反封建运动,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发生了,而揭开这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0年一1873年)。为扑灭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外国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战争(1851年至1861年)。战前的统治集团内部,疑忌"外援"的顽固派掌握大权;但这场战争使顽固派产生分化。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占据了优势,开展了所谓"自强"的洋务运动。第二次战争导致了第一次割地狂潮(1862年至1894年)。为重新瓜分中国,日本又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导致了第二次割地狂潮(1894年至1898年)。这时期,清朝内部发生了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即戊戌变法(1895年至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1895年至1901年)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姜静楠)

4、捻军(全6册) 范文澜等编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l版 182.6万字本书是有关捻军的一部大型资料专辑。它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一部分,由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共同编著。全书共分6册,包括3大部分:第1部分是专著综合,包括:.平捻篇、求阙齐弟子记、淮军平捻记、霆军纪略、磨盾记实、两淮戡乱记,另还有附录篇,有星烈日记汇要、鸿雪因缘图记、茌邑吉悬、斯未信齐文编、蒋子潇先生运集、王文直公遗集、宦豫纪事、蒙难追笔,等等。第2部分是活动地区,记载捻军在安徽、河南、湖北、江苏、陕西、山西、直隶、山东等地的活动情况。本书第2、3、4册辑录这部分的资料,选录了各省的一些县志,还有豫军纪略、河南军情探报、山东军兴纪略等专著。第3部分是函牍文集。第5、6册辑载,共50篇,包括:李文忠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刘武慎公遗书、养晦堂文集、养知书屋文集、马中丞遗集、十三峰书屋文集、李文清公遗集、空青水碧齐诗文集、思贻堂集、退补齐诗文集、实其文齐集、坚白齐集、知止齐遗编、周憩亭集、清麓文集、损其先生全书、臣鼐致李鸿章函、学吕致学剑楼主人书、僧某致芝生书、远志齐稿、望三益齐诗文抄、潘方伯公遗稿、心白日齐集、百柱堂全集、知止堂集、麓生诗文合集、无梦轩遗书,等等。本书书首附有"捻军资料丛刊徵引书目",注明卷数、著者、出版时期,有的还略注解题。在选辑的各篇文字之首,还注明了它在原书的卷页次第,查阅比较方便。

捻军是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在中国北方兴起的声势比较大的农民起义武装,在南方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天地会。太平天国初期,一部分天地会员是同捻军合作的,但捻军的活动区域和太平天国革命军相距太远,因此,同太平天国并没有什么联络,但当太平天国势力发展到长江下游时,天地会与它分道扬镳,而捻军却和它结合起来,互相呼应。在天京陷落后,有一支太平军正式加入捻军,共同活动了3年多。捻军前后活动近20年,纵横安徽、河南、山东、直隶、陕西、山西、湖北等省,是北方农民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给满清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北方的再起和扩展,通过它可以看到当时农民起义的普遍性和坚强性。本书选录的资料非常全面,内容比较丰富,是研究当时捻军活动的重要史料,同时对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军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何正确评价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远征?

汪海洋(1830年-1866年),清安徽全椒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封“康王”。 汪海洋跟随翼王石达开出走,1860年与彭大顺等人带领部下从广西脱离石达开,次年在江西会合太平军李秀成部。汪海洋随李秀成进军浙江,以战功封康王。 清军陆续收复浙江失地,汪海洋在1864年被逼率军离开浙江,转战江西,受侍王李世贤管辖。同年天京失守,汪海洋其后随李世贤入福建,次年5月李世贤大军溃败,汪海洋部退至广东镇平(今蕉岭县)。李世贤在兵败后削发匿藏,8月到达镇平投靠汪海洋。汪海洋害怕被李世贤治罪,在8月23日李世贤。汪海洋打算北上与捻军会师,在江西为清军所阻,被逼折返广东。1865年12月,汪海洋攻占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左宗棠闻讯抵广东大埔,调派康国器、王德榜、刘典、高连升、鲍超、黄少春各清将四万人,在二万余粤军支援,四面包围嘉应州。1866年1月28日,汪海洋在战场反击清军时中弹受伤,2月1日身亡,年三十六岁。余部由谭体元统领,弃嘉应州往南奔逃。

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的纲领性文件是

(一)究竟是“远征”还是“出走”

对于石达开率领大军离开天京一事,在太平天国文书中称为“远征”,但是近年来诸家著作中则多称为“出走”。用词的差别绝非小事,因为词义有褒贬之分。通过用词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某一历史的态度和看法。“远征”是正大光明的事,应是褒义,“出走”则是悄悄做事,不敢公开,即或不算贬义,至少不算褒义。“远征”的用法,古已有之,不必解释。“出走”一词,《辞海》不收,显然是近代才产生的新词。《现代汉语辞典》解释说,“出走,被环境逼迫不声张地离开家庭或当地。”而石达开率军离开天京,事实上不是不声张地“出走”,而是大张旗鼓的“远征”。据清朝地方官府的探报说,石达开是由天京南门出城的,出城后还在城南雨花台“讲道三天”,然后经过安徽铜陵,大举渡江,进入安庆。沿途张贴布告,把自己的行动遍告全国军民,这绝不是“不声张”,而是大事声张,试问怎能叫做“出走”?石达开这一行动究竟应该称为“出走”还是称为“远征”,我们且看看太平天国方面对此是怎么说的?

自从石达开远征之后,直到天京陷落之时,太平天国官方对于此事一直称为翼王远征。例如《李秀成自述》中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押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尔王结怨,被忌押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洪仁矸自述》中说,“翼王见大局如此不满意,乃决意离京远征,一去不回,彼在四川作战,得获胜利,亦占得数地,卒之,他被四川总督骆秉章所部擒获。”洪秀全自己在诏书中从未正面提起石达开远征一事,这是他有难言之隐,有意回避。但是,在官方每年颁布的历书中都列有石达开的衔名,以及朝天朝主图仍有石达开的座次看来,洪秀全仍然承认石达开的地位与职务,这就是说,石达开的一切行动,太平天国中央是认帐的,至少是默认的。既然如此,石达开先后转战九省,长驱万里,这不是远征又是什么?如果认为石达开是“不声张地”“出走”,那么,按照太平天国的说法,就是“三更”,就是“反草变妖”。应该“过云中雪”,斩首不留的。尽管洪秀全当时无力出师讨饭,至少可以加以贬斥,可以口诛笔伐,但是一向坚持“只有臣错无君错”的专制帝王洪秀全,却不敢有一言指斥石达开。既然石达开的对立面洪秀全本人都不说石达开是“三更”,我们又有什么利诱一定要说石达开是“不声张地”“出走”呢?笔者认为,为了符合历史事实,不应称“出走”,应该称为“远征”。

(二)石达开的远征并非意气用事

不少同志在评论石达开远征一事的时候,都是取“各打四十大板”的办法,认为洪秀全的错误是“用亲不用贤”,石达开的错误是“意气用事”。也就是说,造成这一悲剧,双方都有责任。

石达开的远征果然是“意气用事”么?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天京内讧的整个过程中,石达开的态度与行动都是无可非议的。内讧爆发之前,他毫不知情。内讧爆发之后,他奋不顾身地赶到天京制止。由于洪,韦不许他进行干预,并要对他下手,他才决心逃出天京,然后组织力量回来制止。兴师靖难治时,他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只要求韦昌辉之头,不要求洪秀全之头,但是他所施的压力是直接加到洪秀全头上的。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一文中说:“石达开急行集合忠实的部队,及既得有足用及可靠的兵力,即上奏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同时致以恫吓,谓如不得气头,即班师回京攻灭天京。”这样的恐吓,完全是正义的,无可非议。因为当时天京的大再不停止,太平天国就会立即覆灭,不会再拖八个年头。天京城外的敌人看到城里的火光,见到成千上万的尸体由观音门漂流出江,无不兴高烈,随时准备进城办理接收。石达开的义师回到天京,才打破了敌人的好梦。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即石达开以他果断的正义行动,从覆亡的边缘挽救了太平天国。

如果不是石达开大兴问罪之师,洪秀全是不肯杀韦昌辉的。麦高文在《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细记》一文中说,石达开起兵之后“即要求杀北王韦昌辉及其党羽。最初,其要求未蒙答应(就是说洪秀全不肯),韦昌辉犹欲负隅顽抗。。。。。。但未几,洪秀全见全体军心皆归附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天京内讧的阵线分明,洪韦是一党,洪秀全利用韦昌辉为工具,袭杀杨秀清,所谓“杨党”。石达开正是为了顾全大局,挽救革命事业,才不顾个人安危跑回来制止的。如果他只身回京可以解决问题,那又何必兴师动众,他第一次回京正是这样打算的。可惜空口说话,不起作用,他只好逃出天京去组织力量。这一来,得罪了洪,韦。他本人虽然脱险,结果全家被杀。如果他意气用事,那么在率领靖难大军进入天京时,就会大杀洪韦党羽以泄私愤。当时,他完全有力量杀洪而代之。可是大敌当前,怎能自相残杀!在韦已伏诛,大军进入天京之后,他力争和洪秀全取得谅解,稳定大局,医治大所造成的严重创伤。这真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可以说是先国家之急而忘私仇。石达开大军进城,鸡犬不惊,并无任何私人报复的举动,连韦昌辉之父都受到保护。因此,“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我们不要忘记,石达开当时不过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他能这样顾全大局,不记私仇,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们怎么能还把“意气用事”的帽子加到他的头上?

为了共济时艰,挽救革命事业,石达开能够把全家被杀的大仇置之度外,和洪秀全继续共事,委曲求全。如果洪秀全也能够顾全大局,从此重用石达开,则正如罗尔纲先生所说,“这就是说明太平天国经过了杨韦内讧,当然是受了大损失的,但这一件大损失,在石达开归来执政后,是可以弥补起来的,太平天国的前途还是有发展的。”但是在石达开执政的半年中,洪秀全重用一窍不通的安福两王,处处压制石达开,逐步夺石达开的权。而且策划石达开。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石达开真的意气用事,再次爆发内讧,是完全可能的。为了顾全大局,石达开不此之图,最后决心离京远征,这就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石达开不愧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人,他是不会做任何不利于革命事,不利于洪秀全个人的事情的。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三)委曲”是不是可以“求全”

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的远征是表示惋惜的,他认为石达开应该尽量委曲求全:“石达开在天平天国处于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他对洪仁发,洪仁达的挟制,应该要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得内部的团结,对洪秀全的猜忌,应该要用忠贞的行动,以消释洪秀全的疑忌。后来忠王李秀成也给洪仁发等欺压,也给洪秀全猜忌,李秀成对付洪姓只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虽然得不到团结的结果,但洪姓也没有再进一步他。”笔者认为,如果“委曲”而能“求全”,我们当然十分赞成。遗憾的是,“委曲”不一定能够“求全”。理由如下:

一 拿石达开与李秀成相比较,李秀成有求全的可能,而石达开绝无这种可能。李秀成是后起的人物,威望远远不如石达开,只要他俯首听命,洪李双方相安是可能的。石达开则不同,他是首义诸王之一,不管他如何努力,双方勉强相安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广西首义六王,西南两王死于进军途中,东北两王死于内讧,还活着的只有洪秀全与石达开两人。在洪秀全心目中,有资格和有条件和他争夺宝座的,就只有年青有为的石达开。而且,石达开知道他发动内讧袭杀杨秀清而夺取实权的全部秘密,石达开和他之间有全家的大仇。石达开不是一个喂喂诺诺的驯顺工具,而是一个桀骜不逊的人物,曾经扬言要起兵“攻灭天京”。更危险的是,石达开文武全才,得到全体军民的拥护。这样的人不除,他怎能安枕?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客观存在,洪秀全的猜忌就是在这些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产生的。不管石达开如何努力委曲求全,都无法消除洪秀全等猜忌。石达开态度强硬,固然会引起猜忌,石达开处处忍让,也同样会引起猜忌,洪秀全会认为这是伪装,这是斗争策略。总而言之只要石达开活着,猜忌就无法消除,要想消除猜忌,石达开只好自杀。委曲求全,谈何容易?

二 委曲而“求”来之“全”并非完全一样,而有各种不同的内容。如果求来的只是苟且偷安之“全”,对革命事业不利,我们是不赞成的。历史事实证明,李秀成事事委曲求全,并没有给革命事业带来多大好处。在李秀成大军即将攻下上海的关键时刻,洪秀全不予支持,勒令退回救天京,结果坐失战机,带来无穷的后患。李鸿章的淮军就是以上海为根据地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后来洪秀全心血来潮,逼李秀成率领大军冒雪“扫北”。李秀成明知形势不利,不敢力争,只好委曲求全,奉命而行,结果士兵冻馁而死者居半,大大地损失了有生力量。最后,在天京被围几将断粮的紧急关头,李秀成提出一个完全正确的“让城别走”的战略,准备把主力拉到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及的地区,徐图发展,等到力量恢复,然后卷土重来,洪秀全拒不接受,李秀成只好委曲求全,困守天京,陪他同归于尽。这难道不是事实?即或石达开真能像李秀成那样委曲求全,而历史又出现了奇奇迹----洪秀全的性格突然改变,变得心胸宽大,对石达开不再疑忌;石达开的性格也突然改变,变得十分驯顺,对洪秀全事事服从----事情的发展也不见得会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有利。有的同志在读到太平天国晚期历史时,掩卷叹息,认为李秀成应从大局出发,敢于违抗洪秀全的乱命,执行正确的策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有明训,有何不可?看来,李秀成过分委曲求全似乎并不符合革命的利益。虽说“春秋责备贤者”,我们如果一方面责备李秀成过于委曲求全,一方面又责备石达开不能委曲求全,纵然石,李无言,我们又将何以自圆其说?

委曲而求苟且偷安之“全”,已不可得,欲求革命利益之“全”,更不可能。因此,石达开委曲求全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四)远征是石达开当时唯一可走的道路

我们要评价石达开远征一事的是非,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两害则取其轻,两利则取其重。如果当时还有更好的道路可走,远征就是错误的,如果当时的确没有更好的道路可走,远征就是正确的。正如一个人负了重伤,如果可以不截肢,则截肢是错误;如果不截肢就要死人,则截肢而挽救生命就是正确的。

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当时局势,就会发现,摆在石达开面前的只有五条道路,此外就再没什么第六条道路。这五条道路是:一,委曲求全,二,束手待毙,三,叛变投敌,四,取而代之,五,率军远征。委曲求全这一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前面已经分析。取而代之和叛变投敌,是石达开宁死也不肯为的,这里不用再说。以下只分析其余两条道路。

束手待毙之说,绝非危言耸听。石达开如果不走,早迟必被洪秀全所杀。新本《石达开自述》中说,“洪秀全把韦昌辉杀了,又疑心达开,有一并谋害之意”。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中说,“石达开见洪秀全对自己的猜忌越来越重,碳害怕被洪秀全杀死,就逃出天京”。这种估计都是有根据的。天京内讧,洪,韦站在一起,而石达开则是站在杨秀清一边的。洪,石之间本来就是对立的。石达开兴师问罪,洪秀全迫于形势,才杀韦顺石,石入京主政,不出于洪之任命而出于“合朝同举”,自非洪所能容忍。总之,洪,石难以并存,石既不愿意杀洪,早迟将为洪所杀,这一点,洪石双方都是了然于心的。石达开既走之后,洪秀全在全体

军民都同情石达开的巨大压力之下,铸“义王”金牌送给石达开,请他回京,那只是一种姿态,是想捞回一点政治资本的策略,骗不了人。石达开不走,一定被杀无疑。我们全都承认,石达开是被逼走的。所谓“逼”也者,非死即走耳!否则又何能称之为“逼”?愚忠而死,于国何补?于民何益?我们既然不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道德,就没有理由苟责不死而走的石达开。石达开并非怕死的人,他最后“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就能充分说明问题。但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就不应该劝他束手待毙。

道路一共只有五条,排除了以上的四条,就只剩下率军远征的一条路。比较而言,上策是没有的,远征是中策,其他四条路只是下策或者无策。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就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反对石达开走远征的道路。

(五)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以成败论英雄,连封建社会的史家也觉可耻,何况我们!我们研究历史,应该寻求真正的客观规律,探索历史的必然。不能为一些偶然的现象所蒙蔽。如果某一个人物由于偶然的原因而失败了,我们就说,此人既然失败,则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必然是错误的。某一人物由于偶然的原因成功了,我们就说,此人既然成功,则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必然是正确的。这仅是太公式化,而且有趋炎附势之嫌。不错,石达开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大渡河覆军的原因包括了极大的偶然因素在内,这就是大渡河多年不遇的提起涨水。当时,如果石达开的大军渡过了大渡河,袭取成都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袭取了成都,石达开受人指责的流寇路线就可以宣告结束,因为他想在四川建立永久性根据地的打算是中外皆知的。在长江下游打得难解难分的情况下,石达开的力量在西南内地坐大是可能的。

多年来,流寇路线一直是石达开被人指摘的重点之一。其实,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队伍总是流过一段时间的。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之前,也流过两年之久。石达开一心想取四川为根据地,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自然不免流来流去。大渡河覆军之时,他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流寇路线,一心想袭取成都为根据地。可惜功败垂成,无法再拿事实来证明他并不是想一辈子当流寇的。

多年来,“官制礼文多所更改”也是石达开被人指摘的重点之一。有些同志认为,石达开远征之后,对于“官制礼文”改得不少,就有背叛太平天国之嫌。如果不凭印象而凭数据来分析问题,我们就会发现,石达开远征之后,洪秀全对官制礼文改得更多,滥封两千七百多王,这是谁干的事?庚申十年以前参加革命的,无人不官,无人不爵,造成一大批封建特权阶层,这又是谁干的事?石达开远征之后所改的官制礼文不过数十条,而洪秀全所改官制礼文有两三百条之多。制度是为人服务的,石达开既已远征,对于某些不大适用的“官制礼文”加以适当的更改,又有什么不对。

多年来,人们每每指责石达开用兵不慎,误入绝地。这是不明真实情况所造成的误会。紫打地原非绝地,大渡河亦非不可逾越的天堑。石达开的先行部队赖裕新所部数万人在未涨水的时候,三四天就全部渡过了河。石达开部在紫打地的覆败,实在是遭受洪水突然袭击所造成的。骆秉章的奏报就足够说明问题“乃石逆于三月二十七日甫抵河干,是夜大雨滂沱,次日河水陡涨十余丈,波涛汹涌,并松林小河亦成巨浸,询之土人,向来三四月间,从未见此盛涨。。。。。。该逆就擒之后,水势乃复稍落,众目共睹,无不传以为异。”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对于洪水的突然袭击还是难以预料,而遭受很大的损失,那又怎能苟责一百多年前的石达开对于提起涨水没有先见之明?

罗尔纲的主要成就

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的纲领性文件是《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时期颁发的一部纲领性文件,1853年(咸丰三年)建都天京(今南京)后颁布。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历代的兴亡治乱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衰替。

唐代均田,故有贞观,之治。明初裁抑豪强地主,因而国富民殷。反之,如土地集中于巨富官绅,农民失所流离,则生产力遭到破坏。

朝代简介

王朝指在封建社会或者沿袭了封建社会王室传统的国家里,王朝更替或者国王更替的时间间隔。朝代一般以王朝或者国王的名称加以命名,也有以年号加以命名的。中国历史悠久,朝代更是零星纷繁。每朝的创建者要首办的事就是确立国号,即朝代名称,简称朝名。

据传禹曾受封于夏伯,因用以称其为“夏”。另据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禹的儿子启西迁大夏(山西南部汾浍一带)后,才称“夏”。姒少康在纶城(今河南商丘虞城西)中兴夏朝,恢复夏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

汪海洋对太平天国忠心,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形势危急时还自相残

罗尔纲在天平天国史料发掘、史事考订上用力甚勤,成为该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第一代学者。 辛亥革命后,洪秀全被正式尊为民族革命运动先驱,太平天国成为民间热议的话题,相关研究随之揭开序幕。但最初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主要是太平天国文献已被清禁毁殆尽,包括笔记资料在内的清方记载有待搜集整理,相关史实众说纷纭讹误甚多。1934年,陈独秀在狱中读到罗尔纲未刊稿《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特意托人请罗尔纲来南京与他晤谈。新中国成立后,罗尔纲为太平天国研究之勃兴,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持筹建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后扩建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牵头大规模地搜集、整理太平天国资料,主持编纂《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以及《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艺术》等,另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8册,为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等7本文集,为后学提供了一把入门锁钥,推动了新生研究力量的崛起;广泛调查、鉴定太平天国遗址和文物,促进了相关文物的保护工作。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日本及中国港台地区的研究也达到高潮,太平天国研究一时成为世界性显学,罗尔纲的名字也为更多人所熟知。积数十年之功力,罗尔纲85岁时将《太平天国史》杀青,凡88卷154万言,开创著史新体裁,融合了叙论、纪年、表、志、传5种体裁;内容广博,考订缜密,多有创见。该书出版后广受关注,被誉为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也改变了罗尔纲的命运。他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但仍因极左思潮泛滥吃到苦头。1964年,戚本禹等人断言“忠王不忠”,打着揪“叛徒”、彰“气节”旗号,掀起对李秀成的大批判,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罗尔纲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是伪降而遭到批判,承受巨大压力。“”初期,他被罚擦洗单位厕所的门,写了三年高可盈尺的检讨,正常的学术研究被打断,直至11年奉调参加校点《清史稿》,处境才有所好转。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代学者中,简又文、萧一山、郭廷以等移居港台地区。罗尔纲留在大陆,得到党和的鼓励和关心,成为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的****和奠基者,20世纪50年代初,罗尔纲在南京一手创办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却坚辞不就馆长之职,转而接受范文澜所长之聘在近代史所来做一名普通的研究员。截至1961年,在罗尔纲主持下,用在图书馆摸底筛查等方法,共发掘1200万字太平天国资料,其收获是空前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罗尔纲牵头编纂出版《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3册),并与王庆成研究员共同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10册。新中国后通过工作和学习,罗尔纲改变了人生观,接受了唯物史观,明确了为人民服务意识,学术研究有了新方向新动力。罗尔纲将考据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既继承从乾嘉学派到胡适的考据学精髓,同时又打破为考据而考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重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站在人民立场进行研究,打开了研究新视野,其学术成就自然超过同侪。

1980年《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完稿,该书名物训诂与史实考订并重,从典章制度、避讳字、特殊称谓等12个方面详加训诂,另从事实、时间等10个方面订正原文错误或补充缺略,共注释700条左右,注文是原文的四倍多,堪称当据学经典之作。 罗尔纲穷半个多世纪之力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一直注到白首,在史学界传为佳话。

罗尔纲在历史学领域尤其是天平天国历史研究上的主要贡献可总结为一下几点:

①将现代科学的设演绎方法同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融合起来,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形成了历史研究的新考证方法。

②改造中国古代纪传体,创造了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的综合体史书新体裁。

③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为解决《李秀成自述》真伪的疑案,提出一种用八法鉴定字迹的新方法,以清除太平天国史中的伪史料。

④建立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发掘、编纂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⑤在他带领下,新一代有创见的史学家开始拓展太平天国史这一领域。

⑥论证了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战争,遂为近代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近百年中国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一个证明。 罗尔纲治学的不断创新,不只是表现在他具体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他对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这应当是他对学术界的最大贡献、留给后人最宝贵的学术遗产。他并不满足于得出若干创新的学术观点,而是要不断地总结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他长期用考据学的方法研究太平天国史,因此,他对考据的方法有过总结,写出《本证举例》、《辨伪举例》、《说考据》等论文;他鉴定《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正如前文已述,他对笔迹鉴定亦有过理论和方法的思考;他长期注释《李秀成自述原稿》,又对注释体例进行探索,写出了《我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批判与继承——〈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的体例》一文;他多次撰述和修订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总是在不断探索这种著作的体例,终于形成了“综合体”这种通史著作的新体例,即以序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一种新体裁。 它与纪传体有三点显著的不同:第一,增加“叙论”,概括全书,不仅改变了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大弊,而且能够担负起理论性阐述的任务。第二,取消“本纪”将洪秀全、洪天贵事迹移归“传”内,消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后世的浓重封建性。另立“纪年”,专记国家大事。第三,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本纪、列传占全书四分之二部分,以人物为本位,表、志居于从属地位,故称为纪传体。现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各有独立的任务,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部分,在比重上和实质上对纪传体作了根本的改变。 正是对史书体裁的这种创新,才使得用综合体而写成的《太平天国史》不同于一般的史学著作,该书被茅家琦教授称为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立体史学”,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罗尔纲对新体例的探索是对中国史学的重大创新和重大贡献。

解放后,他通过初步学习,认识到旧考据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给他的局限,并开始逐步自觉地运用去检讨和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1957年,他修订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论集》(共七集)约150万字的著作,可以鲜明地看出他在史学方法和道路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和转变。 经过长期的探索,他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了6条运用指导考据工作的原则:(1)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2)从本质看问题;(3)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4)发展地看问题;(5)揭露阶级斗争;(6)运用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 罗尔纲悉心奖掖后学,诲人不倦。他专注学术研究,勤于事而讷于言,平素惜时如金不喜应酬,但对求教者从不拒绝,为此耗费大量时间和心血。国内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二代学者如王庆成、祁龙威,以及茅家琦、钟文典、郭毅生、苏双碧等几乎都得到过罗尔纲指教,自视为罗尔纲的私淑弟子。太平天国研究之所以能形成好风气,之所以能保持数十年繁荣,研究之深入、成果之丰富在中国近代史学科首屈一指,罗尔纲居功至伟,起了传帮带作用。

罗尔纲注重培养人才、奖掖后进。他是太平天国学术研究的一代宗师。20世纪50年代,罗尔纲受聘为南京大学教授。当今南大的名学者中,便有他的高徒。60年代他返京任研究员,仍倾注心力于培养人才。他对中青年学人的文章,不仅详细指点,而且针对文章需要,将他珍藏的未刊史料割爱相赠,这在学术界是难能可贵的。他不仅自己孜孜不懈于学术,更热忱地提携后学,引导他们走进历史科学的殿堂。新中国成立后,新一辈的太平天国史学者,几乎都是在罗尔纲的启迪和扶掖下成长起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所以花繁枝茂,郁郁葱葱,这与他的心血浇灌是分不开的。所以,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里 ,就设有专门的“罗尔纲史学馆”。

罗先生不断奖掖后学的努力终于获得丰硕的成果。可以说,至目前为止,至少有三代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人得到过罗先生的教益。一代代青年学人在罗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下迅速成长,成为各地科学研究事业的中流砥柱,促进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深入开展。

历史小论文的格式是什么一定要写历史书上的内容吗

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形势危急时还自相残杀,他到底是忠是奸?

个人觉得从大局上看康王汪海洋对待太平天国是忠心的。因为在太平天国之时,一直没有放弃抵抗清朝,最后也因为为保太平天国而奋起抗战而身死亡,从这点上看他是中心的。

海洋从早年参加太平军,隶属石达开,成为他的部将,之后脱离石达开,与李秀成攻克杭州,受封为康王。杭州失陷后又随待李世贤攻克漳州。

其一,1860年汪海洋等人脱离石达开之后,其首领带领着他们投降在广西向清军,汪海洋拒绝投降了清军,支身带军北上于江西的李秀成相汇合。1862年,汪海洋被清军的首领劝降,高官厚禄引降,但是汪海洋斩杀了来劝说的使者,清军首领大怒,将其斩杀。

其二,在1863年,汪海洋与王陈炳文镇守杭州,未想到陈炳文和上海的李鸿章合谋欲将投降献城池。在汪海洋得知他们的阴谋之后,汪海洋大怒当机做了处死了投降的使者的决定,他们就是陈炳文的堂弟陈炳孝,此举震慑了想要投降软弱分子,断了投降的念头。

其三,在1863年,在富阳, 为了包围富阳,汪海洋部太平军夜袭了清军,让富阳士兵士气重挫。

其四,1864年,汪海洋带领士兵在余杭的林清堰伏击战中大败左宗棠的湘军,在同年年底的南阳马羊塘再一次大败左宗棠的湘军,于此同时汪海洋部在福建的汀州还击毙了清军湘军的名将张兰运,可见汪海洋的战斗力的强悍。

以上是本人对这康王汪海洋的看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太平天国中汪海洋是谁

汪海洋(1830—1866),太平天国晚期著名将领,有太平天国后期擎天一柱之誉。安徽全椒人。早年参加太平军,隶属石达开,1857年随石达开出走。1860年随童容海、朱衣点等脱离石达开,从广西取道江西与忠王李秀成会师,进军浙江,攻克杭州,镇守余杭,受封为康王。1863年击败清军蒋益澧部。1864年杭州失陷,随侍王李世贤进军福建,攻克漳州。1865年,在镇平刺死李世贤,独领其军,与清军转战于闽、赣、粤边界的平运、长宁、定南、平和、兴宁各县,后在嘉应州战死,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标志“太平天国彻底地失败”。

太平天国后期,汪海洋为何要李世贤?

汪海洋:因争权,侍王李世贤部将李元茂;继怕问罪,又暗杀李世贤。12月攻取嘉应州(今梅县)。1866年1月,被左宗棠重兵围困。在战斗中负重伤;2月,不治而亡。

太平天国,那些中途倒戈,离石达开而去的悍将,最终结果如何?

其实那些人的下场都是比较惨的,他们里面的很多的人基本上都是被凌迟而死的,直接砍头都算是比较好的,被千刀万剐死去的滋味是很惨的。但是还有一部分的人是战死沙场的,我要说的便是其中的汪海洋。

其实汪海洋虽然本来是石达开的手下,但是其实他还要比石达开要大一岁的。但是后来他却变成了李秀成的手下了。而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从李秀成的手里面跳槽到了李世贤的手下。他是一个十分勇猛的将领,每次征战都会亲自出征。他在李世贤的手下的时候帮助李世贤立了很多的战功。战功立得大了他就变得高傲自大了,他就开始盘算想要顶替李世贤的位置了。

但是李世贤这块骨头难啃,他便将目标转移到了李秀成那里。他设计计谋诬陷李秀成的女婿是卖国贼,他的女婿就被处死了。后来同样的以这样的手段,汪海洋坑死了李秀成。干掉了李秀成后汪海洋的野心就更加的大了。

后来在太平天国以已经灭亡的时候李世贤吃了败仗投奔了汪海洋,本来汪海洋很开心,认为可以成功杀掉李世贤。但是李世贤之前的手下竟然想要重新投奔李世贤,这使得汪海洋乱了阵脚。但后来李世贤却自己作死,为了逃避清军的追捕,打扮成了清军的模样。就这样他这一形象被汪海洋污蔑为叛国,李世贤也被杀了。

在后来清军征讨汪海洋的时候,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地步了。太平天国在清军那里有个叛徒,这个叛徒知道每次汪海洋都会亲自出征,于是下令手下十几个人直奔汪海洋而去,汪海洋一拳难敌几十手,就直接被乱枪插死了。其实他的下场在太平天国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了。

太平天国起义中太平军使用的兵器是以冷兵器为主还是以热兵器为主?

太平军使用的兵器以冷兵器为主,但热兵器也不少,冷热兵器所占比例大概在9:16。  许多文艺作品里,太平军战士的形象,都是裹着红头巾,穿着写有“太平天国”的号衣,手里拿把大刀或拿根长矛。 且不说头巾、号衣是否贴合真正太平军的打扮,单说武器,就只能打50分:太平军的武器装备可不光有刀矛,还有很多火器。 早在金田起义时期,太平军中就有不少枪炮,咸丰元年(1851年)六月二十七日,清将乌兰泰进攻新墟,一次就夺得太平炮13门,都铸有“太平左右军”字样,显然,这些炮是起义后自行铸造的,桂平当地也有韦昌辉“开辕门造炮”的记载。 除了炮,早期太平军也有不少其它火器,据被俘的李进富称,在紫荆山的太平军士兵,每人都要带一个装火药的布口袋,可见用量是不少的。 1855年左右出版的《行军总要》规定,太平军最基层的战斗单位“两”(有25个人),装备抬枪两杆,鸟枪5杆,抬枪是由两人操作的,照此计算,太平军步兵装备火器与装备刀矛的比例为9:16,考虑到太平军一般不让新兵直接上阵,实际比例要更高。与太平军对敌的湘军,一个营分四哨,每哨八队,其中四队刀矛,两队抬枪,两队小枪(鸟枪),另有亲兵六队,其中三队刀矛,两队劈山炮,一队小枪,冷热兵器比为1:1,两相对比,差距固然有,但不算大。 大炮对于太平军而言十分珍贵,1852年太平军在湖南岳州意外获得当年吴三桂留下的铁炮,便如获至宝;进入南京后,重炮多被集中调配,如江北要塞瓜洲,就曾被分配装备重2000斤的铜炮。相对而言,抬枪、鸟枪和小炮就普及得多了。 对于洋枪的使用,太平军也并不落后,1855年湖口之战时,汪海洋等太平军“先锋队”就使用洋枪突击,1858年的繁昌之战,太平军刘官芳部已大量使用洋枪。后期太平军装备的洋枪洋炮数量极多,如忠王几千人的卫队都以洋枪为武器,苏州城里装备洋枪的士兵更多达20000人。 清军不论八旗、绿营或湘军,习惯上都将冷热兵器分别编组,如湘军,每个营的8个队(每队100人),要么全部装备刀矛,要么全部装备火枪,且鸟枪和抬枪都分别编组。而早期太平军则将冷热兵器混编,最基层的“两”也不例外。 冷热兵器混编的好处,是所有士兵都可以学习火枪技术,便于普及、推广和扩军,且每个小单位都能具备独立作战能力。但在太平天国时代,火枪的发射速度很慢,只有组成大队进行分组齐射,才能形成弹幕,冲破敌阵或阻止敌人冲击,从这个角度讲,湘军的编制模式更有利于大兵团的阵地战。 后期太平军一些部队也取了将洋枪集中编组的形式,如陈炳文、邓光明部的洋枪队分别多至7000杆和4000杆,1862年雨花台大战,忠王李秀成率领13王、十多万人猛攻曾国荃湘军,更是将所能搜集到的几万杆洋枪和几百门新旧洋炮“悉萃于此一枝”,还摸索出用弹幕转移替代兵力转移进行压制的方法,起到了一定作用。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决策是否正确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无疑是正确的,尤其是时间上的选择更显恰当。

太平天国于1851年在广西金田武装起义,历经3年,于1853年一举拿下金陵(即南京),并定为都城,号天京。太平天国失败后。 太平天国中人才济济,其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翼王石达开就是一位佼佼者。结合实际,灵活应用。拿下南京后,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成立中央,是相当及时和正确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攻城略地,旋攻旋走,几乎没有真正管治一个地方,很多地方是旋得旋失,非常不利太平天国的后续发展壮大,迫切需要一个根据地,成立一个指挥中心和统治中心。而南京正是非常理想的地方。历史的后来发展亦证明太平天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后来外国侵略者就是在江南用兵扼满清的粮道(京杭大运河)逼其就范的,中国的近代和现代的许多重大和发展与江浙一带密切相关,时至今日该地区仍是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江南一带属富庶地区,且人文汇萃,据此,一可壮大声势,与清王朝分庭抗礼,又可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吸纳更多的人才,以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还可北上中原,直捣北京,夺取最后的胜利。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满清大震,咸丰皇帝是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太平天国俨然已具新朝之象,人们似乎看到满清行将灭亡,一时之间各地义军是蜂起云涌,各种人才是源源而至,以图一展才华,外国势力亦取观望姿态,当时革命迎来一个 *** 。这些都表明建都天京是及时和正确的。 至于建都后,太平天国旋即取两个重大的战略行动,即西征和北伐。因为西征既可控制长江沿线,确保天京的安全,亦可建立新的根据地,拓展疆域,与天京连成一片,其战略意义显而易见。后来西征遭受一些挫折,但翼王临危受命挂帅亲征后,迅速扭转战局,大败满清王牌主力曾国籓的湘军,湘军水师几乎全军覆灭,曾国籓数次自杀,湘军一厥不展,极大地打击了敌人,取得巨大的胜利,使太平天国达到鼎盛。已使战略意义得到充分的展现,划上圆满的句号。至于北伐,显操之过急。这种“速胜论”高估自己低估敌人,是脱离实际一厢情愿的幻想,当然,北伐的失败并不能置太平天国于灭亡,而太平天国的败亡实归咎于后面发生的天京事变及其后洪秀全逼走翼王。可以说太平天国是败在自己手中,而不是败在敌人手里。总体而言,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无疑是正确的,尤其是时间上的选择更显恰当。  太平天国共分封多少王?

太平天国诸王名单

1、东王。杨秀清。 初封“秀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后加封“劝慰师圣神风秀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所刻东王印称“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圣神上帝之风雷劝慰师圣师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东王杨秀清”。 1-1、幼东王。洪天佑。 封“殿前统领转奏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王五殿下幼东王九千岁”。 2、西王。萧朝贵。 封“右弼又正军师西王”。所刻西王印称“传救世主天兄基督太子圣旨圣神上帝之雨电右弼又正军师顶天扶朝纲西王萧朝贵”。 2-1、幼西王。萧有和。 封“殿前赍奏节钺右弼又正军师顶天扶朝纲幼西王八千岁”。 3、南王。冯云山。 封“前导副军师南王”。 3-1、幼南王。萧有福。 封“殿前公议前导军师顶天扶朝纲幼南王七千岁”。 4、北王。韦昌辉。 封“后护又副军师北王”。 5、翼王。石达开。 封“左军主将翼王”。后封称“殿前吏部又正天僚开朝公忠又副军师顶天扶朝纲翼王喜千岁”。 6、燕王。秦日纲。 7、豫王。胡以晃。 7-1、幼豫王。胡万胜。 封“殿前礼部正春僚顶天扶朝纲幼豫王强千岁”。 8、安王。洪仁发。 8-1、信王。洪仁发。 由安王改封“殿前京内又正总鉴顶天扶朝纲信王显千岁” 9、福王。洪仁达。 9-1、勇王。洪仁达。 由福王改封“殿前京内副总鉴御林兵马顶天扶朝纲勇王伦千岁” 10、恤王。洪仁正。 封“殿前工部正冬僚顶天扶朝纲恤王利千岁” 11、巨王。洪和元。 封“殿前京内又副总鉴顶天扶朝纲巨王显千岁” 12、宗王。洪利元。 封“殿前京外正总鉴顶天扶朝纲宗王显千岁” 13、元王。洪科元。 封“殿前京外又正总鉴顶天扶朝纲元王显千岁” 14、长王。洪瑞元。 封“殿前京外副总鉴顶天扶朝纲长王显千岁” 15、见王。洪现元。 封“殿前京外又副总鉴顶天扶朝纲见王显千岁” 16、唐王。洪瑭元。 封“殿前正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唐王显千岁” 17、同王。洪同元。 封“殿前又正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同王显千岁” 18、次王。洪锦元。 封“殿前副总铸宝顶天扶朝纲次王显千岁” 19、定王。洪钰元。 封“殿前又副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定王伦千岁” 20、汉王。洪釪元。 封”殿前正开矿顶天扶朝纲汉王伦千岁“ 21、封王。洪春元。 封”殿前兵部又正夏僚顶天扶朝纲封王猛千岁“ 22、请王。李开芳。 封”殿前春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请王合千岁“ 22-1、请王。李永保。袭李开芳爵。 23、求王。林凤祥。 封”殿前夏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求王协千岁“ 23-1、其子袭求王爵。 24、祝王。吉文元。 封”殿前秋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祝王洽千岁“ 25、嘏王。庐六。 封”殿前冬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嘏王让千岁“ 26、勤王。林启容。 封”殿前兵部副夏僚顶天扶朝纲勤王茂千岁“ 26-1、其子袭勤王爵。 27、光王。洪天光。 28、明王。洪天明。 29、瑛王。洪春魁。 30、琅王。洪魁元。天王 洪秀全 幼天王 洪天贵福 东王 杨秀清 南王 冯云山 幼南王 冯炳文 西王 萧朝贵 幼西王 萧有和 北王 韦昌辉 翼王 石达开 英王 陈玉成 忠王 李秀成 豫王 胡以晃 燕王 秦日纲 干王 洪仁轩 安王 洪仁发(后改封信王) 福王 洪仁达(后改封勇王) 恤王 洪仁政 巨王 洪和元(洪仁发之子) 崇王 洪利元(洪仁发之子) 定王 洪钰元(洪仁达之子) 请王(威王) 林凤祥 求王(毅王) 李开芳 辅王 杨辅清 赞王 蒙得恩 幼赞王 蒙时雍 章王 林绍璋 侍王 李世贤 勤王 林启荣(追封) 顺王 李春发 补王 莫仕睽 戴王 黄呈忠 首王 范汝增 正王 徐广琛 佐王 朱一波 慕王 谭绍光 遵王 赖文光 勇王 罗大纲 纳王 郜云官 诸王 黄文金 烈王 方成宗 宁王 张学明 随王 杨柳谷 听王 陈炳文 庄王(祝王) 吉志元 翰王 项大英 奖王 陶金曾 以王 陈金刚 顾王 吴汝孝 松王 陈得风 慰王 朱兆英 扶王 陈得才 康王 汪海洋 宁王 周文康 对王 洪春元 襄王 刘官芳 奉王 谷隆贤 来王 陆顺德 护王 陈坤书 启王 粱成富 导王 陈仕荣 孝王 胡鼎文 航王 唐正财 相王 陈潘武 古王 蓝成春 比王 钱桂仁 比王 伍贵文 从王 陈得德 康王 汪安钧 保王 康容海 归王 邓光明 会王 蔡元隆 谐王 谭体元 淮王 邱远才 敬王 林大居 畏王 秦日南 直王 林得英 趋王 黄章桂 爱王 黄崇发 善王 陈观意 匡王 赖文鸿 循王 魏超成 梯王 练业绅 金王 钟万信 荣王 廖发寿 挺王 刘得功 佑王 李远继 乐王 谭应芝 享王 刘裕鸠 昭王 黄文英 感王 陈荣 潮王 黄子隆 凛王 刘肇钧 拱王 杨张安 湘王 黄子澄 广王 李恺顺 武王 汪有维 纪王 黄金爱 祥王 黄隆芸 贵王 陈得胜 扬王 李明成 守王 方海宗 利王 朱兴隆 显王 袁得厚 志王 陈志书 然王 陈时永 粱王 凌国钧 邹王 周林保 柬王 赖桂芳 怀王 周春 献王 王文发 养王 吉庆元 佩王 冯真林 跟王 蓝仁得 沛王 谭星 誉王 李瑞生 稽王 吴玉堂 陪王 谭富 幼陪王 谭标 赞王 赖阿养 报王 秦日富 奏王 苗沛霖 端王 蓝大顺 文王 蓝二顺 周王 汪麻子 卫王 杨雄清 成王 陈聚成 贡王 粱凤超 穰王 黄绍忠 列王 黄明厚 徐朗 林彩新 金友顺 傅振纲 李万才 刘得义 邱国文 萧雅泗 黄宗保 洪桂芳 李清青 朱义得 沃王 张乐行(捻军) 鲁王 任化邦(捻军) 荆王 牛宏升(捻军) 魏王 李蕴泰(捻军) 粱王 张宗禹(捻军) 勇王 龚德树(捻军,追封) 太平天国迁都天津好坏

好凭只手缚双鹿?——就定都天京问题与王庆成先生商榷

作者:陶短房 王庆成先生在其《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前后围绕建都问题的争论考据甚详,并认为,东王定都南京的意见占据上风后,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因此趋向保守,失去了与清廷争天下的勇气与决心。 窃以为,事情远非看上去那样简单。 首先,太平军并未因定都金陵,而失去对北中国的关注。 扫北军从客观上看,的确不足以致清廷于死地,但从太平军方面来说,却已是最精锐的部队,全部九个军都是编号5以内的老部队,统兵主将则系惯打头阵的林李吉,占了当时全部六名正副丞相的一半。他们的确是低估了敌人,高估了自己,并为此铸成大错,然而当时太平军从偏远山区一路打到东南大邑,尤其自武昌至金陵,简直势不可挡,对于经验缺乏、阅历不丰的起事农民们而言,由此引起对敌我力量对比判断不明,并产生轻敌急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这当然应该批评,但因此而指责他们忽视北中国而偏安东南,是不客观,不公平的。 扫北失败后,太平军也并非就此失去争衡全国的信心。“誓屠八旗以安九有”、“与该清争天下”之类词句,在各级天国官员的对内对外文书布告中屡见不鲜;干王初到天京不久便连衔发布《诛妖檄文》,并自拟北伐文稿,以出师扫北,消灭清廷相鼓呼;天王本人在答复欲与其平分疆土的外国冒险家时也明白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庚申十年并曾命忠王等出师扫北,因不切实际遭到抵制而未果,直至壬戌十二年湘军兵临雨花台,还强令忠王“进北攻南”、争夺北方;甚至天京陷落之后,退到福建南阳乡的汪海洋余部,也仍然在壁上大书“陈谭胡廖定灭清”。虽然这些北进的想法未必现实,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并给天国带来重大损失的部署,但这足以表明,上至天王,下至普通官兵,并未因定都天京而抛弃与清廷争天下的理想。 其次,占领南京后,分军镇守江南,而主力北进取河南为业的战略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太平军占金陵后号称百万,其实战兵不过十万多,精锐更少,如分军镇守,主力北进,能北上之战士估计也不会多于八九万,盖江南留兵太多则北上兵力不敷,留兵太少,则不足以保固南方。历史上起义军北伐,分兵留守者多不能持久,如卢循攻建康,而广州为晋水师袭夺;黄巢攻长安,鲁景仁只堪退守连州一隅。且当时天国眷属老弱,多达数十万,随军北上则无舟楫便利,必碍军情;留江南则力不能佑,北伐将士后顾有忧。历史上吕子明白衣渡江,尽取荆州军户家口,使关羽数万得胜之师旬日崩溃的前鉴,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扫北军以单薄的兵力一路打到天津,有其特别的条件,即这数万人马都是久经战阵的选锋锐卒,战斗力较强,且无眷属拖累,骨干官兵家小俱在相对安全的天京,将士无后顾之忧,因而不论攻守进退,较诸拖家带口的部队,在战略上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而若是全军北进,利钝相杂,妇孺相望,人员虽多,反倒失去了战略上应有的机动性、灵活性。太平军自金田至永安,从蓑衣渡到郴州,屡屡盘桓打圈,束手束脚,也常常因为此。而从武昌到金陵的神速进兵,系因有舟船万计以安顿妇孺,且可轮流修整兵士以保持其精力,这才大大提高了老幼相杂数十万的太平军的进军效率。而北上中原,无此舟楫之便,再想重复上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便是粮食问题。 东王不愿迁都河南的顾虑是“水小而无粮”,这个顾虑是不无道理的。淮北以至河南,当时是地瘠人多,粮食本已不敷食用,因此捻幅打粮之众才此伏而彼起。自元初汴水湮塞后,漕运断绝,仅凭陆运,是无法解决数十万兵民妇孺的温饱问题的——事实上大得舟楫之便、广略湖广江南鱼米之乡的天京军民,还时或弄到吃粥的窘境,何况“取河南为家”呢? 王先生在文中部分承认了上述困难的现实性,但认为革命应有勇于冒险的精神。话虽不无道理,但冒险必须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即冒险可能得到的收益应远远高于可能遭遇的风险,冒险才有其合理性,而从上述分析上看,这样的冒险,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必须指出的是,始终坚持迁都河南的天王,其迁都的决心系建立在“天父天兄佑护”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局势和战局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这是这位“睡稳都坐得江山”,身居宫中不出,不喜庶政的真命天子所不屑为的。这样作出的决策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他后来不顾敌情,强行“进北攻南”的恶果,不正血淋淋地验证了这一点么? 当然,定都天京后,诸王矛盾激化,生活腐败,享乐主义抬头,并最后导致天京事变的惨祸。但此事系诸王因胜利冲昏头脑所致,与定都本身并无关系。定都天京,同样可以如刘邦、朱元璋那样选择正确的战略措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全军北上,也同样有可能像杜洛周、翟让等部那样发生火并和内讧,而且,倘在流动作战的情形下发生如此,损失必然更大,太平天国本身也很可能无法象后来那样,在天京事变后仍维持长达八年之久。 以当时天国之力,只能倾全力于一个战略方向,先定东南而后北图,则是最稳健的选择。然诸王虽定都天京,却计不出此,而是置百里外的清军于不顾,分兵北进以取燕京,这种战法如同只手搏双鹿,结果导致两个战役方向都不足以致敌于死命,窃以为,这才是扫北无功的症结所在,却不能因北伐的失败而认定“建天京于金陵”是一项错误的抉择。 00 分享到: 太平天国(26)自相残杀(1)

擎天柱康王汪海洋在太平天国后期,是怎么死在疆场上的?

一、基本特点

历史小论文,实际上就是“小型的政论文”,篇幅不大,强调史论结合,具体地说有以下特点:

1.议论的方式,有立论与驳论之别

①立论题,就是从正面论证某论点的正确性,或谈谈对某一正确观点的理解与认识。

如范文澜先生说过: “腐烂了的封建主义决不能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

请结合战争前后的中国情况对这一观点进行分析。

②驳论题,就是对错误的观点或立论进行反驳,否定对方的错误之处,以辩正是非,形成正确的认识。

如 ,赵尔巽在《清史稿》中说:“秀全以匹夫倡革命,……中国危亡,实兆于此。”这一观点对不对?请围绕阶 级斗争的进步作用,结合太平天国革命作一小论文。

2.命题的形式,一般有三类

①直接提出评论的对象与内容。

评论的对象有人物、、制度、著作及现象。

评论的内容不外乎原因、 性质、制度、地位、影响、作用等。

如,试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

②提供一些材料进行命题论析。

如,1990年上海市高考历史试卷问答题:根据下列论述,联系有关中外史 实,谈谈你对爱国主义的看法

有日本侵略者和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

对于日本侵略者和的所谓“爱国主义 ”,***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

日本***和德国***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

……我们 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

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

——《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③提出一种或几种观点,进行立论或驳论。

如,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一位有争议的人物。

有人说他“一身 是过”,有人说他“功不可灭”。

请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一评价。

汪海洋(1830年—1866年1月29日),安徽全椒人,太平天国晚期著名将领,封康王,有太平天国后期擎天一柱之誉。

早年参加太平军,隶属石达开,1857年随石达开出走。1860年随保王童容海、朱衣点等脱离石达开,从广西取道江西与忠王李秀成会师,进军浙江,攻克杭州,镇守余杭,受封为康王。1863年击败清军蒋益澧部。1864年杭州失陷,随侍王李世贤进军福建,攻克漳州。1865年,在镇平刺死李世贤,独领其军,与清军转战于闽、赣、粤边界的平运、长宁、定南、平和、兴宁各县,后在嘉应州(今梅州)战死。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此事标志着太平天国“彻底地失败”。

汪海洋在少年时就与兄弟一起帮工为生,自幼养成了强悍好斗、敢作敢为的禀性。据说,他“素与富家大户为仇,曾因口角击杀一乡绅,受官府追缉,逃落江湖。……曾在定远山中为匪,抗拒官军剿捕,行踪飘忽”。 [1] 咸丰三年(1853年)来和州投奔太平军,隶属石达开麾下。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出走,汪海洋随之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等地。

咸丰十年(1860年),在广西与彭大顺、童容海等各率所部脱离石达开。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在江西遇见忠王李秀成时,还有20余万人,洪秀全嘉奖这支军队,命名为“扶朝天军”。汪海洋到江西后,即隶属李秀成,随其入浙江、克杭州、守余杭、军功卓著被晋封为康王。

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李秀成经营的一度兴旺的江浙局面处于颓势。其时,清军紧逼杭州,并分兵进攻余杭。担任余杭军务的汪海洋与杭州守将听王陈炳文连营40里以拒之。十一月,清闽浙总督左宗棠来余杭督战,命令将领蓝益澧、杨昌浚、黄少春领兵13000攻余杭城,被太平军击退。年底,大雪不止,汪海洋坚壁不动。清军见天气不利,急谋攻陷太平军五道关卡。第二日,又急攻太平军主阵地——位于余杭城北的林清堰。汪海洋得知,先伏兵于横港截击清军。清军前队深入,后军随之不能止,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清军。清军不敢再逼余杭。

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杭州陷落,余杭孤掌难鸣。汪海洋被迫率部弃城东走,自湖州走安徽入江西,出入广东与江西交界地区。七月,天京失陷后,江海洋以全军隶属侍王李世贤。李命令汪海洋屯兵长汀、连城、上杭三地交界的南阳乡以为犄角。

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清将刘典攻南阳乡,与太平军战于马洋洞,汪海洋率部打败来犯之敌,追至新泉。汪海洋自率身穿黄白号衣的军队2万列阵于田间,刘典领亲兵拼死顽抗。这时,清援军赶到,太平军被迫退至西岸,过河时,淹死多人,汪海洋几乎被俘,部下拚死救至越山。

新泉遭遇战,汪海洋部损失过半,遂放弃南阳乡走永安、至白沙;因刘典军跟至,再由坎市走龟阳,入平和。五月,李世贤被迫撤离漳州后,一溃于永定剑滩,再溃于广东漳溪,死亡殆尽,逃向永安。相反,海洋部在这一短暂时期,军事发展却比较顺利。四月,汪海洋攻湖南,五月入广东,首破清军于镇平,再攻嘉应州(今广东梅州);恰逢清将鲍超部霆军哗变,由江西来到广东,海洋招抚之,兵力大增。因之,拟从广东与福建交界地区返回江西,遂从镇平翻越分水坳至广福乡割早稻以充军粮,为清军所阻。

八月,李世贤兵败,逃至镇平依附于汪海洋。先世贤在漳州被围时,急令汪救援,汪为保存实力借故不应,世贤兵败,汪惧罪,同时担心兵权为李所夺,刺杀了李世贤。

在此之前,六月,丁太阳投降了清军。九月,陆顺得为林正扬出卖,于番禺就义;自此,驰骋闽粤、转战五岭的太平军就仅剩下汪海洋率领的一支孤军了。形势如此险恶,但汪海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矢志如一,誓与清廷决战到底。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汪海洋自赣入闽,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保存了实力。但几次北上,途中均遭堵截。第二年十一月,太平军在江西龙南附近的一次激战中受挫,不久,佑王李远继、奉王黄朋厚叛变后,甘充内奸再度混入了汪海洋军中。

同治四年(1865年)十二月,汪海洋因数次北上被阻,为借一城过年,休整疲惫之师,突然由连平东走,一日疾行200余里,乘虚攻占粤东重镇嘉应州,大出清军所料。但因势孤力单,清军全力围剿,汪海洋的战略无法实现,只得据守嘉应州城。清军不停地赶到,重重设防。

同治五年(1866年)一月,汪海洋多次率兵出城,往来倏忽,冲击围城清军,屡获胜利。但因清军大至,汪海洋被迫放弃附近的村镇,收缩兵力于城内。

十六日,汪海洋忽然决定“破釜沉舟”与围城清军决一死战,分兵三路冲出,湘军主力刘典部全力抵挡,太平军前仆后继,英勇奋战,鲜血染红了道路和溪涧。

但由于作战事先已由叛徒走泄,刘典从叛将丁太阳处得知汪海洋每战必身先士卒的内情,命丁带领清军设置枪炮侧击。当汪海洋率军冲至,丁太阳督军,“枪炮齐施,子如雨注”,汪海洋不幸中弹身亡。

太平军战死者无数,清军弃尸河中,总计不少于3000具,蔽江而下,整整五天尚未流尽。

李世贤之后,汪海洋是当时唯一能够统辖全军的将领,他的牺牲加速了太平军余部的覆灭。